亚太经济格局中的中国因素—香港新加坡经济表现

摘要：二战后，东亚“四小龙”地区得益于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与发展，持续四十年的发展使得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强劲，成为世界经济中非常具有活力，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率先成为新兴经济体行列。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地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仍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发展势头，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经济整体表现与竞争力大不如前，2010香港GDP总量被新加坡超越。本文，将对比新加坡与香港的发展路径，探究新加坡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强势，并能够超越香港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香港新加坡经济表现

一、经济表现综述

（图片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

香港与新加坡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开放性强的小型经济体，二者也常常被用来进行比较，由于香港在土地资源、人口数量等方面都大于新加坡，因此在经济总量上高于新加坡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情况。然而，到2009年金融危机渡过之后，新加坡经济发展速度仍保持强劲，并在经济总量上超越香港，而这也被视作是香港被新加坡全面超越。

近20年来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呈波动上升态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所示，1996-2003年新加坡GDP变动幅度较小，基本在800-1000亿现价美元的范围内波动，其中在1998及2001年出现小幅下降，增长率分别为-5.49%和-3.59%。2004-2010年新加坡国民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平均增速约为7.35%，2010年增速达到最大值15.24%。2011-2017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在较高水平，增速相对放缓，2017年GDP增速约为3.62%。人均GDP呈相同变动趋势，2017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7714.3美元。

反观香港，近20年的发展也是回归之后20年的发展，香港与新加坡的经济表现各有千秋，但是在两地经济增速上相对较大。作为中高收入地区，香港地区GDP增速平均每年达到3.3%已经是先进地区的较高水平，但与新加坡5.1%的年均增速相比，略显不足，相反也说明新加坡经济超出表现的过人之处。

二、共性特征

香港和新加坡都属于亚洲地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小型经济体，因其地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发展相对平稳，增速强劲的高收入经济体，在国际社会当中备受关注。然而，市场高度开放、税率较低、对国际商业贸易市场依存度较高，这就意味着他们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较低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国际金融波动会对地区经济造成较大影响。而这也意味着小型经济体要对国际市场环境保持高度敏感的嗅觉，通过把握对外部环境国际市场的动向，制定相应适应性的经济政策，以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一）自由港历史
上个世纪，香港和新加坡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二者都曾作为殖民时期的重要贸易枢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在香港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新加坡也从原有香料贸易的中转口岸开始逐渐发展，到1969年新加坡在裕廊工业区的裕廊码头内规划建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如今两者都经过发展成为高度开放、经济结构较为多元化的自由港。

（二）东亚模式
二战后，二者在经济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二者的发展首先离不开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政府强有力的影响。在东亚地区，由国家推进国家产业的发展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普遍模式，通过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指导，并促进经济福利的增加。

三、对比香港与新加坡发展存在的内在原因

（一）基本资源
香港面积约为1100平方公里，人口约为745万人，而新加坡面积约为700平方公里，人口约为564万人。新加坡人口和面积分别是香港的75%和65%左右。二者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个体，在其本身的资源禀赋单中存在共性的劣势，新加坡和香港土地面积较小、自然资源相对欠缺，因此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自然与劳动力的资源不足劣势，而因此在经济结构当中内部市场狭小，则也需要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

1、地理要素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地带，与香港不同的是，新加坡的港口建立并非是战后才突然崛起，早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之时，新加坡就作为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停靠站开始被利用，随着跨国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争夺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就能够掌控国际贸易，因此新加坡也常被作为兵家必争之地。而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贸易港口，源于鸦片战争时期被迫打开口岸成为英国殖民地。
新加坡借助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成为，世界贸易的交通枢纽。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被作为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的窗口。得益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要道，其服务不仅面向东南亚地区，作为国际贸易主要航道的分流站，其辐射范围更加国际化。同时，新加坡依靠自由港优势，以更加优异的港口设备和管理模式，在软硬件设施中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随着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为海运、IT、供应链等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香港从发展转口贸易起步，现在成为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贸易港口。

全球贸易当中的90%都来自于海运，以全球港口吞吐量为例，2008年新加坡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港口，香港在其排名中位于第三名。而随着全球国际贸易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成为全球港口的聚集区，上海已经超越新加坡成为吞吐量最大的贸易港口，新加坡排名次席，香港已跌落至第六名。

2、人口、劳动力资本与政策调整
土地资源的限制，则意味着该地区内部劳动力数量的局限，因此地区普遍需求提升本地区人力资本劳动力质量，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吸纳高素质人才从而发展地区经济。

20世纪70年代后，香港相比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略胜一筹到原因很大程度在于香港居民主要来源于二战时期与中国解放前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其中不乏大量社会精英人才和企业家，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高素质和国际性眼光。直到80-90年代，香港仍然在人力资本保持优势。

虽然新加坡在过去20年的GDP总量增速高于香港1.8个百分点，但是从人均增长率来看只比香港高了0.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新加坡的人口增速成为GDP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

在过去的20年中，新加坡人口从367万增加至560万人，增幅达到52%，相比同期香港人口仅增加14%。新加坡人口政策的改变，使得其发展动力大大提升，截止到2009年，新加坡GDP经济总量始终低于香港，很大程度原因是在于人口，而此时新加坡的人口增速已经超过香港。2004年到2009年，新加坡放宽移民政策，引进大量人才，在这几年间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人数接近35万人，获得新加坡公民人数达到9万人。在此阶段，新加坡人口增速大大超过香港，而在此阶段所吸纳的高素质人才，成为支持新加坡GDP经济总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战时期间香港大量移民的人口优势所形成的“婴儿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时间段出生的人口正逐步踏入老年，目前香港人口正在急速老化，老龄化人口从2006年的12%，上升至2016年的16%。而随着香港社会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老龄化问题更加凸显。反观新加坡的人才引进政策，使得新加坡人口不断扩大，也开始呈现年轻化的发展趋势，1996-2017年新加坡劳动力总量以及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2017年新加坡劳动力总量达到326.67万人，在总人中的占比约为58%。此外，15-2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下降后开始回升，到2017年劳动参与率（15-24岁）为41.33%。

对比香港人口发展状况，移民人口虽然是作为香港人口比重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香港本地出生人口仍占较大比例，同时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中仍基本维持在60%。纵然香港近年来也开始积极发展人口引进政策，数据统计显示其他地区出生人口比例也由6.2%，提升至8.4%，但这一部分人口主要为外籍家庭佣工特别是来自东南亚地区人口，来港工作所致，而这对于香港经济发展寻求新增长点而言，并不太大帮助。

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由于新加坡的人口引进政策实施的成功，使得新加坡人口增速高于香港，同时缓解向老龄化发展的趋势使得年轻化程度提升。与香港相比，新加坡的人口吸纳政策将不断为本地新增优质劳动力，以促进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二）经济发展模式
自上个世纪70-80年代，香港和新加坡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因而被称作是“亚洲双城”。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加坡和香港的年均GDP总量分别增长8.3%和7.65%。在60年代的新加坡，它的资本报酬率是40%，是当时世界上资本报酬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到80年代却下降到11-12%。这就意味着新加坡为了增加单位产出所需要付出的额外资本数量，则需要不断增加投资以获得更多的回报。反观同时期的香港，通过大量的内地移民所带来的优势，使得香港人力资本优势明显，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20余年当中，香港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有56%来自生产力的提升，而同期新加坡生产力却下降6%。总而言之，在亚洲经济腾飞初期，香港的高速发展和富裕依赖于提高人力、资本和技术的使用效率，而新加坡则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征税和强制储蓄。

1、产业政策
自由港政策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成为自由港，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香港从转口贸易起步，现在已经成为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自由港。

1969年，新加坡在裕廊工业区的裕廊码头内划设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如今新加坡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贸易自由港。目前新加坡境内共有7个自由贸易区，其中1个以空运货物为主，樟宜机场自由贸易区，由樟宜机场集团管理；另外6个以海运货物为主，其中5个由新加坡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1个由裕廊海港私人有限公司管理。新加坡的7个自贸区都以围墙与外界隔离，进出自贸区的通道由海关查检站管理，进出人员和车辆都必须接受检查。

香港和新加坡都属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相对成熟的自由港，它们均在吸引外资，发展加工工业和仓储业，促进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发展中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就会，并积极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为发展自由港，在政策环境宽松、投资金融贸易自由化、监管宽松、赋税宽松、法制完善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程度的优惠。

香港在自由港环境建设中，政府实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将政府职能限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并给市场经济以充分的自由。在市场准入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服务效率卓著，管理规范。具体表现为：企业注册效率高、注册条件宽松、对投资企业监管规范。

新加坡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与国际接轨的英文的语言环境等优势，在国际范围内打造环境优越的综合营商环境。从世界银行历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显示，新加坡常年位于国际营商环境排名前列，并连续八年位居榜首。具体表现在新加坡企业注册简便、注册条件宽松、在日常管理中不对经营活动过度约束。对外资准入开放，除个别国防特殊行业之外，对企业经营范围没有限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鼓励本地企业到国外投资，如海外企业奖励计划、国际化路线图计划、海外投资双重扣税计划等。从而塑造了投资自由化且开放程度高的国际经贸环境。

产业结构调整
房地产和制造业是一个经济体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地产业在香港和新加坡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地产业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支柱，同时也通过政府组屋制度解决了民生问题。新加坡居民其住房自有率达到90%，房价相对稳定，人均居住面积大。反观香港，房地产业把握着香港发展的经济命脉，政府收入对于地产业存在着巨大的收益依赖，而社会上却难以解决本地居民的基本住房问题。香港地产业的兴盛随之产生了众多富豪，本地区当中用于住宅用途的土地开发面积仅占城市总面积的6.9%，从地产业引发的经济差异问题，也开始向社会矛盾开始渗透。

与香港社会被地产业所“绑架”限制制造业和民生发展情况不同的是，新加坡较早的开始进行工业布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当中得到迅速发展，电子产业、炼油业、和化学工业成为制造部门的主导行业，通过对于制造业结构进行转型，新加坡在重化工领域和新兴产业领域加大投入，并促进其发展。

1991年以来，新加坡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为22%～26%。1991年至2001年期间，制造业产值从760亿新加坡元增加到1350亿新加坡元，年综合增长率为5.9%。从其制造业发展波动情况看，反映出新加坡制造业对国际市场环境的依赖性较高。2002年新加坡总就业人数中的19%在制造业领域工作，而10年前高达28%。由此表明新加坡制造业正在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向引入信息技术的高附加值方向过渡。在此期间新加坡劳动生产率的年综合增长率为6.6%，这意味着更少的人在创造出更高的产值，并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相比于香港，新加坡在面对当时制造业转型方面发生根本变化时，进行了深刻的政策调整。低成本的制造业无法竞争力不足，同时技术创新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距。面对这种情况，新加坡根据自己所具备的在物流基础设施、与世界高度联系的网络、教育系统与市场紧密结合等国际化优势，使得其迅速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开始转型，同时延伸制造业价值链，使其在发展环节过程中不断进行改造，充分提升其创新能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中更加具有竞争力。

四、大国布局对地区影响

（一）地区发展中的中国因素
香港与新加坡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中国崛起所的巨大作用。2001年,新加坡对外贸易额锐减10%,而对华贸易却逆势增长了461%,达224.45亿新元。中国上升为新加坡第五大贸易伙伴。2002年前8个月,新加坡对外贸易额总体下降了1.6%,而新中贸易额却增加了20%。在对华投资方面,中国已居新加坡对外投资国之首。而自2013年起新加坡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2016年末，新累计对华直接投资1238.7亿新元，占新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5.8%，中国连续10年为新对外直接投资第一大目的国。新对华投资涉及所有主要行业，从累计投资金额来看，主要为：制造业占44.5%，房地产业占22.8%，批发零售贸易业占13.6%。其中，新对华投资占其对全球投资份额较大的行业包括房地产业、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建筑业，比重分别为48.2%、42.1%、26.3%和15.1%。同时还参与投资3个中新政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及广州知识城、吉林食品区、新川科技创新园、南京生态科技岛等。双方政府注重融合发展，以商贸为先进行合作的同时，注重借鉴新加坡和国际先进城市的规划建设经验，保障地区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新加坡的对华投资项目单中，与中国经济发展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把握中国发展动向和态势，选择的投资项目紧扣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向。

经过了40年的经济发展，香港从1978年占到中国总GDP的接近13%，到仅有2.66%，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香港却没有真正能够搭上这趟便车。相比新加坡所面对的东南亚地区特别是马来西亚经济的相对低迷，香港则背靠一个非常富有活力的庞大市场，相比较其他的小型经济体，这作为香港发展的有力优势，但是香港常常以自我优先的逻辑来思考地区发展问题，没有紧密结合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动向。而今经济的落差也逐渐体现到民众心态上的落差，使得经济上的收入差距问题向社会矛盾问题开始转化。

由于政府对于香港经济发展通常采取自由发展的态度，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投资项目主要为企业行为。香港本地地产业与金融业由家族掌控，以此在华进行大量金融地块投资与建设。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普遍疲软，而香港内部经济乏力，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也随着大陆的崛起而变得迷茫。香港错失了经济转型的机遇，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与时代脱节。未来，或许香港要重新思考自身在中国经济发展版图当中的定位和作用。

（二）全球化3.0时代产业危机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以服务业导向发展的地区，香港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对于香港本地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业对于香港本地GDP贡献超过80%以上，而地产、进出口贸易、旅游三大产业也是支撑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来源，特别是旅游业的比例随之逐年升高，由此可见稳定的社会环境对香港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地域狭小，在上个世纪向大陆迁移大量的制造业产业，如今香港已基本失去制造业，而过度依赖金融业和日益繁荣的房地产业，使得在香港经营成本过高，使得一般产业都难以在本地落地生根，同时也不得不压缩了居民就业和收入提升的空间。

显而易见的问题则是，香港社会的过度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香港本地制造业缺失，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收入不平均的问题。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最基础的是能源和矿产，低端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端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高端则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对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香港发展不同的是，新加坡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在经济事务决策的过程中，承袭了东亚模式的发展方式，不是一味的进行自由放任，而是相对抑制民主的发展，而加强国家的引导和决策，按照政府的一定设想进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宏观决策加经济立法新加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首先表现在宏观决策上，并根据国际环境与发展现状进行积极调整，并应对新型问题。新加坡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计划,明确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重点部门,并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具体政策措施。政策和措施又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权位化。

在新加坡的经济产业发展当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为新加坡制造的产品打开新的市场。措施是扩展自由贸易协定、改善供应链管理基础、提高新加坡作为高附加值型制造地的声誉等。而企业发展的策略重点是向高附加值型的制造业转移。新加坡应鼓励企业抓住机遇，参与制造、测试和包装相结合的高端活动。尽管其服务业也成为掌握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是新加坡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放弃制造业在其中的作用。2008年新加坡工业增加值大幅下降，其中制造业下降约15%，而后新加坡积极调整，并实现逐年回升，在2010年达到最大增幅18%，而后其工业产值也常年维持在5%左右。

总结

纵观近年来香港与新加坡的经济状况，二者作为高收入发展地区，经济近年来经济提升都为国际较高水平，而新加坡在近几年发展中，经济发展增速较快更凸显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过人之处。作为天然禀赋更不及香港的新加坡，在人口政策、经济产业选择等方面，均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

小型社会的地区发展上看，经济发展常具有开放性、单一性、专门化的特征，天然禀赋上的不足大大限制其经济发展，因此使得小型社会需要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同时，也仅能通过发展个别行业和经济部门，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分析香港与新加坡近年来的经济表现，香港制造业空心化、过度依赖于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其落后于新加坡的直接原因。二者发展历程中，制造业在其中都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新加坡的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成功转型为资本、技术为导向的制造业，并提升制造业附加值。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共同发展，为新加坡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发展动力。而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服务业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而导致香港经济结构缺乏稳定性，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发展。

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资源禀赋相似的两个地区，二者的发展方向越来越走向两极。香港政府近年来对市场的自由放任，不干预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市场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实现经济部门的优胜劣汰存在，引发了较大的社会问题。而相反，新加坡近年来的经济表现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则可以归功于新加坡政府积极发挥强政府的作用，通过政策加强干预和引导经济发展，并在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安抚民生等环节中更具有指向性。香港和新加坡都作为小型经济体，在发展由于其人口和自然资源禀赋不足、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等的缺陷。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实现全方位、多元化的经济发展。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二者经验并不适用于经济发展与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但对于国家建立经济特区或小型经济体的发展方向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新加坡无论是从人口政策、产业政策制定、政府指导发挥经济优势上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对于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小型经济体，由于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因此无论是从经济还是社会政策都需要面临难以长期维系的风险，而在长期的政策调整过程中，则要思考为解决当前面临问题的政策调整，是否会对后期发展存在制约和影响。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往往更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更需要决策者对于发展方向进行高度敏感和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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